”，要学后世的“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”，法是硬性的，礼是柔性的，软硬兼施才是大治之道。
于正出言同意了弘毅大夫的部分观点，言说自己一定会在治下加强“礼”的教育，然而弘毅大夫却是练练摇着头。他是要让于正收回此法，而不是仅限于稍稍让步，“弃法复礼”才是他的底线。
法让民众贵贱不分，只这一点，他就是容忍不了的。
对于这点，于正却是不能同意的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”，的确动摇了此时奴隶主贵族们的统治根基，然而这却是社会的进步所带来的，抵制社会的进步就是“**”行为。
如今这个春秋时代，本就是个“礼崩乐坏”时代，是个天下大乱的时代，若是还守着原来那一套，别提富国强兵，就是闭关自守，保持祖宗社稷都做不到。
面对这个时代的变化，有两种人，一种人便如孔子，讲究“克己复礼”，想要通过恢复先王之制，来结束天下大乱。另一种便是李俚一类，想要通过“变法”，来结束天下大乱。
两类人都是欲要“平定天下”的志士仁人，也都只是维护自身统治阶级，有着明显局限性的古人。
孔子是活在奴隶制变革时期的人，他的“礼”从根源上就是树立一种等级。而李俚的“法”，同样也是树立新兴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等级。
想到“统治”二字，于正的思路便豁然开朗：是啊，无论“法”也好，“礼”也好，不过都是统治工具罢了，哪个能更好地为他的统治服务，他便用哪个，就这么简单。
礼教是阶级统治工具，讲究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维护着封建王朝的统治。其实法律也是，它看似是公共意志的体现，其实在历史上也只是某一阶级的公共意志而已。
他又不是要建万世王朝，建万世不变之法，想这么多干什么，礼也好，法也好，只要阻碍了时代的发展，那必然是要被不断完善的。
若是在“革新”和“复礼”中让他选一个，那他自然会站在“革新”这一边的。
送走了面色不郁的弘毅大夫，于正心中有些无奈。即便是圣明如孔圣人一般，在得知晋国铸造刑鼎的举动后，也预言说这是亡国之举：“晋其亡乎！失其度矣。”
“今弃是度也，而为刑鼎，民在鼎矣，何以尊贵？贵何业之守？贵贱无序，何以为国？”
孔圣人尚且如此，对于弘毅大夫的举动，于正也不是不能理解的。不过他认为，“反对自反对，批评自批评，只要是时代迫切需要的，终将会把礼治社会演变为法治社会。”
因为此事，他与至交弘毅大夫有些失和，这不免另他有些沮丧。
若是小事，大家不妨各退一步，而现在，他们都认为自己所坚持的才是大道，于正是有着后世的历史知识，而弘毅大夫是有前史为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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