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数”，以及“得陇望蜀”“洗脚上船”等词语的考证，都是原原本本，殚见洽闻。
其中最重要的学案，是辨正《战国策》鲍注东西二周之舛谬，尤为精核。清代何焯云：“《录》中此条为最善，出草庐吴氏之先也。”肯定了他是最早发现并解决了该问题的人。
除此之外，赵与旹也不是一个呆板僵化的读书人，在陈宗礼为该书所作的序言里，提到了赵氏的一首绝句，并且认为如使苏轼见之，亦定当称许他“真知秋阳”者。
意思是说他能“不锢于富贵，知田野之勤约”。
周至是在蛮州旧货市场的老书摊上发现的这部书，一套十卷，五毛一本，五块钱搞定这么一套宝贝。
这是非常精美的影印本，可以说是除原本以外最与之接近的资料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流落到了旧书摊上，让周至捡了个漏。
除了内容以外，赵与旹治学的方法和思路也给了周至很大的启发，甚至隐隐产生了一种知己之感。
因为赵与旹在书中对“亲家”、“小妻”等用于来源的考证，和周至在《夹川方言疏注》里“耶乐”、“平仄”、“经事”等语的考证方式，几乎就如出一辙。
因此周至读这套笔记读起来非常有感觉。
大多数人的印象里，古代文人士大夫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，皓首穷经手无缚鸡之力，其实这是个大误会。
大多数的顶级读书人，除了十三经外，涉猎异常广泛。
经史子集其实只是纲领，比如科举，哪怕你把十三经倒背如流，也最多走得到举人一级。
要想成绩更好，就需要锦上添花，内容来自天文地理，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农工商事，甚至骑马射猎，军务衙务，无所不会，无所不精。
很多人对“八股取士”都表示反感，但是只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反感“八股取士”的那些人，他们自身的水平到底如何？
他们反对“八股取士”的根本目的，到底是真心认为这么做对于人才选拔不利呢？还是认为降低录取标准和范围，对自己的进取有利呢？
这个问题宋代苏轼就曾经看得非常清楚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样东西，是科举场上，没法背，没法抄的东西，它们代表着某种程度上的，考生真实的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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