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部书是中国语言汉字的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，在中国语言学史上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有几个方面能够说明其重要性。
首先它是之后数千年的读书人，解读《五经》的门钥匙，以字典的体例解释了书中的每一个字。
其次是字型，许慎出于严谨治学之目的，尽他当时的能力，去尽量找到每一个字最古老的形态。
其中包括了孔子壁中书及《春秋左氏传》里的“蝌蚪文”；西周《史籀篇》里的籀文，秦朝有《仓颉篇》《爰历篇》《博学篇》里的正篆，还有西汉《尔雅》、《凡将篇》、《急就篇》、《元尚篇》、《训纂篇》、《方言》；东汉《滂熹篇》；以及从山川上碑刻和鼎彝上的铭文。
这就为华夏文明保留下了当时所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体系。
更加宝贵的，是该书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古音资料，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，特别是上古音的研究，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上古音研究所能够依据的材料主要有两种：第一是《诗经》等先秦文的押韵情况，第二就是《说文》的谐声。
根据先秦韵文用韵的实际情况来归纳上古韵部，所得出的结果虽然比较可靠，但是，一方面，这样归纳出来的结果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材料来检验，另一方面，由于上古韵文的入韵字有限，要论定每个汉字的古韵部居，光凭韵文的材料还是很不够的。
这就需要利用《说文》的谐声系统来加以验证和补充。
《说文》有七千多个形声字，可以从中分析出一千多个谐声偏旁。
同一谐声偏旁的字虽然后世读音很不相同，或声有转移，或韵有更改，或声韵俱失；但上古造字之时，读音则是相同的。
因此，《说文》的谐声同先秦韵文的押韵一样，也都反映了上古音的基本面貌，两相结合，就能够大致还原出古音的读法。
当然随着科学手段的引入，如今周至正在研究的方言，其实也是第一手的资料。
而周至认为许慎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贡献，那就是他值得任何学问的研究者所效法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思想。
首先是“博采通人”“信而有征”。
《说文解字》于世间万物无所不包，许慎采取的方法就是“博采通人，至于小大，信而有征”，“”。
咸宗成说，皆有出处，是为信；
万物咸睹，靡不兼载，是为征。
翻译过来，就是论据的准确，可信，详实，全面。
二是“闻疑见疑”，“不知盖阙”。
许慎说文解字均据旧文，如果旧文自身出现了解释上的差异，能够辨明的，就加以辨明；不能辨明的，就将之并存；如旧文所无，或有所不知，则宁愿让它空缺着，也绝不胡乱解读。
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并列争议，留与后人。
这是一个相当严密科学的编纂思想体系。许慎将之定义为“本立而道生”。
先从理论上就立于不败之地，之后才能奠定其绝对崇高的地位。
第三是灵活，虽然许慎采集了许多的古字，但最终选择了“小篆”这一可以通达“古籀”的文字，为说解对象。
因为小篆能够统一涵盖五经上的全部文字，许慎在这方面先是考虑了整体的需要，只要求“通古”，而没有一味地“崇古”。
成就实在太高，因此北齐文学家颜之推评价许慎：“检以六文，贯以部分，使不得误，误则觉之。吾服其为书，隐栝有条理，剖析穷根源。郑玄注书，往往引其为证。若不信其说，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，有何意焉。”
元代学者李文仲认为：“处《说文》之先者，非《说文》无以明；处《说文》之后者，非《说文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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