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来还直打冷战。割脂的人每天要在几个山头出没，一走就是一天，体力活，素有“一滴脂，一滴汗”的说法。而造纸，更是繁琐、辛苦。从一根竹子变成纸，起码要经过20道工序，我干过几年，其中的艰辛，我在后面会专门讲述到。这种纸叫土纸，是用来祭伺烧给天上的神仙和地下的先人的。前几年回去，村里的纸作坊已经全部被政府撬烂，据说是因为污染环境，造纸厂（主要是红纸）已经将西江的支流黄华河污染得鱼虾死绝。我曾当面问南渡镇的书记，在没有纸作坊后，这漫山遍野的竹子出路何在，他无言以对。

正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，村子里面的人并不富裕，但再穷也没穷到什么地步。毕竟生产责任制后，每家每户都有了自己的责任田和责任山。没钱了，上山一挥刀，砍下几跟木头、几根竹子就是钱了。大家说不出满足，也说不出不满足。村里的人在读书方面没有进，直到现在了，上大的也只有我跟我弟弟两个，当然，在这个年代，无须上大也可以到外面发财，而且比上大的更有出息了。我们村里现在有好多的年轻人，十来岁就到外面打工了，据说挣得比我多得多了，有好几户人家，就用挣得的钱，在镇里或者市内买了房子，日子过得很是滋润。也让我介怀。

我家兄妹六个，我排倒数第二。还有两个姐姐在很小时候就因病去世了（玉妙姐也在40多岁早逝）。以至等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我们兄弟姐妹在他的灵前吃饭，还要另外多摆两副餐具给她们。五六个孩子在生产队时代是非常吃力的，单是吃口粮就够累了。好在父亲当时是大队的一个会计，后来又替公社信用社干了好几年活，公鸡头上一块肉大小都是一个官（冠），所以生活上还是勉强过得去。小时候印象很深的是，夜里家中总是很热闹的，父亲的房间里算盘噼啪直响，人来人往。由于八字的原因，我们兄弟姐妹都叫父母亲为“三叔”、“三婶”，这在我们村是很普遍的，几乎没有人直接喊爸妈的。据说是四岁的时候，由于我体弱多病，被过继给我的一个十四公当孙子，他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虽说是过继，但实际上我还是跟家里面的人住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到最后，连我的十四公也跟我们一起吃了，直到他去世。

母亲小父亲10岁，一台花轿将她抬到村里的时候只有十来岁，20岁就生我大姐，大姐很瘦小，母亲说她生下来的时候像只猫一样大小，她在家里帮到近30岁才出嫁，是我送她出门的，她嫁给一个农民，后来自成才当了当地比较有名的医生，但极好赌，我们再三规劝，无法，在这里请教高人。大姐育有四个儿子一女，四个考上了校。在我困难的时候，她偷偷给了我很多的支持，包括自己的电视机都是她借钱买的。三姐（二姐和四姐是五叔的女儿）读过几年卫校，但命运多舛，仍是农民，嫁给一个农民，育有两子两女，大儿子2006年高分考上中央民族大，我觉得挺骄傲的，亲自送他去北京。2013年女儿也考上这所大，可惜我已经无法亲自送她去北京了。七姐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人，她为我和弟弟的业吃尽了不少的苦，我难以忘怀，一直想报答她，一直到她去世却无法报答，我会在以后的篇幅中提到她。大哥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干了几年农活，后适逢招工，到一个叫梧州的城市当了一名建筑工人，在这个以歧视乡下人著称的城市，他拿着10元钱出去，吃尽了不少的苦头。但他自成才，逐渐成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。他能跳出农门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动力，我和弟弟读书的钱，都是他跟七姐两人想方设法解决的。弟弟考上一间警察校，至今还在劳教系统当一名普通的警察。

回望故乡和往事，它在我的记忆中逐渐清晰。其实，故乡，不论你走得多么远，它总有一根无形的线，牵着你的心，走得越远，离得越久，拉得越紧。即使现在，我闭上眼睛，就能看到那条窄窄的村道，上面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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