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吧。
起码，争取经费和福利的时候，也能更加理直气壮不是？没看研究团队老大陈建章都在眼神闪烁吗？没准又在打着“抢”福利的主意了。
心里暗乐归暗乐，傅大维没忘介绍身边的陌生人：“这位是国家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秉文，他同时也是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专家，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……”
齐政主动伸出手：“感谢您前来指导工作。”
王秉文与齐政握了握手，忙不迭摇头道：“说指导实在不敢当，我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，还要感谢嘉谷提供的机会。”
所谓“联合育种”，就是在一定范围(地区、省、全国)内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联合(跨场)遗传评估，将优良遗传资源(种畜)共享。
说白了，就是让大家联合起来，有啥好种猪出啥好种猪，扩大育种群规模，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。
为此，在原长白猪、大白猪、杜洛克猪三个品种协作组的基础上，整合成立了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，至今已经快十年了。
“可惜，这么多年来，联合育种并不成功。”寒暄后坐上观光车，王秉文与齐政坐在同一排，毫不讳言道。
尽管他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，但他毫不掩饰对于联合育种的不乐观态度。
齐政和前排的李东亮对视一眼，目光里尽是了然。
全国联合育种的想法是很好的：把全国各个猪场核心种猪场联合到一起，那么万里挑一选育的效果肯定优于千里挑一或百里挑一的效果，生产性能整体就提高很快——国内拥有国家级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，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，几十年来各地也培育了不少杂交配套系。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，为我国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从理论上讲，只要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，我们就应该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种猪。
然而，这里面有个很大的漏洞——它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开展工作，所有的工具、标准都统一，所有动作整齐划一。
事实却是，不同参与者的育种目标与方向就很难达成一致，中国这么大的区域，市场需求不一样，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一样，相互之间竞争还异常激烈，那育种目标怎么可能一样？
别的不说，嘉谷农牧原本也是联合育种的重磅“选手”，但是，除了嘉谷系育种场之间有充分的遗传交流，与其他育种场之间的遗传关联根本无法建立。大家都存在利益上的竞争关系，谁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？就算愿意拿出来，这些企业提供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。
当然，这样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，嘉谷系育种工作在全国生猪育种工作中“一骑绝尘”。
王秉文对此深有感触。
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刚成立的时候，嘉谷农牧只是一家不太起眼的养殖企业，甚至连争取参与联合育种的资格都很勉强。
但近十年过去了，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全国生猪育种体系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，“自起炉灶”的嘉谷系生猪育种体系却大踏步前行，因为在环境、水平、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，联合育种反而变成了拖后腿的存在。
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养猪业无疑是一场洗礼，同时更揭示了嘉谷系养猪体系与国内同行那被渐拉将远的差距。
横向来看，“营养”、“生物安全”和“育种技术”是猪育种的三驾马车，其中营养技术是最容易解决的，也是很容易“拿来主义”的——国内养猪业发展最早的方向就是饲料，因为饲料工业化最容易，诸如新希望、大北农为其中代表企业。
在这一点上，差距应该不算大。起码嘉谷养猪体系的猪饲料配方不见得比市面上更有优势。
而非瘟爆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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